徐有功和狄仁杰同为一个时代，但他不像狄仁杰那样幸运，在动荡的局势中，徐有功始终是那颗撞向高墙的鸡蛋——从这一点来说，他的性格和硬汉派侦探有相似之处——内心柔软，铁骨铮铮。同样，作为现代常用意义上的名侦探，也绝非西方独有，事实上，早在福尔摩斯、波洛等虚构作品中的角色诞生之前，中国历史上就已经有不少名侦探，他们不仅活跃于小说、戏曲、评书、坊间传闻中，更是实际存在的有血有肉的人物。
然而在汉语词汇当中，侦探最早并不是名词，而是动词，即侦察、刺探的意思，一般都是指军事侦察，最早出现于宋朝。力求宽仁，从不轻易动用刑讯，也不轻易判人笞杖刑，这样的办案方式让蒲州百姓大为感动，各地民风因此逐渐改善，同僚也对徐有功敬佩有加，从他的断案手段中得到教育，也改变了自己的行事作风。但之所以在这么多年之后，包拯的形象依旧在百姓心中念念不忘，不断强化，其底层逻辑还是他是一个值得托付的好官。
名侦探，也许没有断过那么多疑难杂案，但是他一定是能感知普通人的疾苦，并且坚持发声的。从地方调任到朝廷，迎接徐有功的并不是指日可待的步步高升，而是愈加复杂的官场环境，当时武则天亲临朝政，大唐正面临前所未有之变局，所有官员纷纷站队，无一人敢违抗武则天的意愿和命令。可是徐有功却在复核这个案件时认为颜余庆是个支党，按律最多只是流放。
宋慈提点刑狱讲究实证，在那个时候，他已经有了现代刑侦学的先进理念，凭借着又快又准的断案速率，宋慈在官场一路高升，等他去常州担任知州时，已不在一线直接审理案件，但这时，他却有了一个新的想法，那便是编纂一部刑狱方面的专著。使团并非只有包拯一人，关于这一路的记载，史书中也是寥寥，我们并不知道包拯在出使辽国的过程中具体做了哪些事，但是，与生俱来和其他官员不同的同理心再一次帮了他忙。
作为名侦探，宋慈职业生涯的最高峰是从嘉熙四年（1239）他提点广东刑狱开始。尽管以现代的眼光看来，《洗冤集录》中依然有一些时代的局限，比如认同滴血认亲，现在看来完全是无稽之谈，但尽管如此，这些由于知识体系的局限和现代医学的发展未至所导致的错误，并不能掩盖《洗冤集录》是一本开创性、系统性的法医学著作，其对后世的影响无疑也是巨大的。
自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英国作家柯南·道尔开始在海滨杂志连载《福尔摩斯探案》之后，直到今天，侦探一词几乎就是福尔摩斯的代名词。本文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12月9日专题《中国侦探图鉴》的B04-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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