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音乐史，中国十大古典名曲欣赏（中国音乐史知识点整理）

中国古代音乐史总结

辉煌的开端(史前时代——16世纪以前)中国音乐的历史，古代文献一般追溯到黄帝。关于黄帝的传说虽然掺杂了后世的理想元素，包含了大量灵异诡异的内容，但并不完全可信(比如“十二定律”是在黄帝时代确立的，即后来的创世归于黄帝，这与现代科学和考古发现不符。)再把黄帝视为中国音乐的源头就太晚了：现代考古发现把中国音乐的历史从黄帝时代大大提前了，远比黄帝时代久远！从1986年到1987年，河南省舞阳县贾湖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至少出土了16支骨笛。根据碳14的测量，这些骨笛有8000-9000年的历史！这些骨笛由鹤的尺骨制成，其中大多数都钻有7个孔。有的音孔在钻之前就留下了等分的记号，有的音孔钻了一个小孔用来调音高。这些情况至少说明人们对螺距的准确性有了一定的要求，对螺距和管长的关系有了初步的认识。根据音乐家对其中最完整的一个所做的音测，号称以五声音阶为主的中国，其实早在七八千年前就有了超越五声音阶的结构稳定的音阶形式。(这一历史事实雄辩地说明，后来中国音乐以五声音阶音乐为主，并不是有些人想象的所谓“音阶发展不完善”，而是一种历史和审美的选择结果。这也证明了当时的音乐已经发展到了很高的程度，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在此之前，中国音乐一定有很长的历史时期。很难猜测这个时期是几千年还是几万年。除了骨笛，新石器时代的乐器还发现了骨哨、笛子、陶钟、编钟、鼓等。这些乐器分布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时间跨度很长，可见它们是中国原始时期的主要乐器。其中，编钟、编钟、鼓在后世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至于笛和哨，则有与骨笛(今称“戟”)形状和原理相同的乐器，甚至在今天仍存在于民间。陆是一种很有特色的乐器，土做的，看起来像个鸡蛋(或者做各种变形)。其大小与中国拳头相近，中空，顶部有一个吹孔，胸腹部有一个或几个指孔。除了骨笛，笛子是在原始时代发现的唯一一种绝对可以发出一个以上音调的乐器。在原始时代，笛子只有1-3个音孔，只能吹奏2-4个音。(这大概和在小蛋形笛上开孔比在管状笛上开孔更难计算有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音阶的发展过程，特别是揭示了在中国音阶发展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音程关系；现在有学者指出，是从只能发出两个音的音孔开始就反复强调的三度音程。这一观点对于理解汉语音阶的发展、音阶之间的节奏关系，乃至汉语七音音阶仍然以五音为主干这一现象的内在机制，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原始时代的音乐与舞蹈密不可分，这大概是世界各民族历史上的普遍现象，中国也不例外。最迟在公元前11世纪，中国将这种乐舞艺术形式称为“乐”。即使在音乐和舞蹈成为独立的艺术形式后，“乐”仍然可以指舞蹈和音乐，其模糊的含义仍然存在。今天“乐”专指音乐，所以学者一般把原始时代的“乐”称为“乐舞”。现存的一些原始岩画生动地描绘了原始音乐和舞蹈的场景，这是一种集体歌舞活动。根据后来文献中保存的片段“记忆”可知，举行原始乐舞和祈求丰收等祭祀活动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因此它必然包含了原始音乐的再生产

严格来说，直到公元前21世纪夏朝建立，乐舞才作为一种社会分工真正从社会中独立出来。传说夏初的齐王和末代的桀王都曾以大型乐舞自娱，说明末代夏朝社会已经造就了大量专职乐舞者，这是乐舞作为艺术独立于社会的标志，由于原始乐舞与原始巫术、祭祀等活动紧密结合，人们对乐舞乃至某些乐器的神秘思想可能很早就已经产生。国家产生后，统治者为了操纵和控制乐舞，加强统治，会利用和强化神秘的音乐观念。一些保存下来的音乐神话就是这种社会背景下的产物。相传分章的大型乐舞《九辩》、《九歌》，都是夏朝君主从天而降。从战国初年(公元前5世纪)出土的乐器中，还能看到齐的形象，似乎他在当时已经有了音乐之神的地位。也有人说，黄帝得到了一种动物，名叫垂，看起来像一头牛。他用它的皮鼓和雷兽的骨头当鼓槌打它，“声震五百里”，黄帝就用这个鼓称霸天下。隗和是虚构的神奇动物。当时的鼓和后世一样，其实也有很多蒙牛皮，但也不缺皮(现在叫扬子鳄)，所以也成了神话素材。后来，隗成了掌管音乐的“人”(神)。作为掌管音乐的神，应该算是鼓在乐舞中主导地位的曲折反映。贾湖骨笛的出土地点接近传说中的夏台，告诉我们夏朝的活跃地区是中国音乐高度发展的地区。说中夏朝的乐舞明显超越了前代，完全可以理解。如果我们把上述的《九辩》，《九歌》从天上剥离，那么只有《九辩》，《九歌》的现实才是真正的壮丽和美好。这样才能让人产生“此曲只应天上有”的遐想，进而进一步创造神话。钟鼓乐(16世纪——前221年)延续约1300年，跨越商周、春秋、战国，直至秦统一中国。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前期是商朝，后期是西周。这两个时期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钟鼓之乐”是主旋律，两者有明显的区别。商代货

动的区域比夏代大得多，但中心地区仍在今河南一带，和夏代一样。所以商直接继承了夏的音乐，并不断地向前发展，把它推到令人瞩目的高度。　　商代社会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尊事鬼神。虽说是“殷因于夏礼”（《论语·为政》），祭祀等巫术活动的繁复却是大大超过夏代的，所以史家对之有“巫文化”之称。凡祭祀等“礼”，举行时必然要伴以歌舞，这是从原始时期以来的传统，古人所谓“礼没有乐伴随便不能施行”的话，正是对于这种传统作的总结。即使晚至西汉中期（公元前二世纪），哪怕是穷荒之地，在祭祀当地的土地神时，依然要敲打起瓦瓶瓦盆伴奏，齐声歌唱。早在商代就更不用说，祭祀等巫术活动是一定要伴有隆重的乐舞的。商代的另一个社会特点恰恰是崇尚乐舞。商人以音乐与神鬼对话，是认认真真唱给神鬼听的。乐舞成为人们进献、事奉、娱乐神鬼，以使人神沟通的重要手段。　　歌舞大曲　　（前221—公元960）　　这段历史将近1200年，它同样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时期包括秦、两汉、三国、晋（前221—公元420年），后一时期为南北朝、隋、唐、五代（420—960年）。两个时期的共同特点是：歌舞大曲是音乐的主要形式。它们的区别则在于：前一时期汉族音乐是主要的音乐成份，后一时期经过历史上空前的中外各族音乐大交流而达到了歌舞音乐的峰巅。　　秦立国很短，只有14年时间，但它却并不是过渡性质，而是开创性质，汉只是承袭秦的制度而已。在音乐上，汉就承袭了秦创立的乐府机构。秦代管理音乐有两大机构。其一是“太乐”，从属于“奉常”，“奉常”是掌礼的，所以“太乐”是管的礼仪音乐。另一就是“乐府”，从属于“少府”，“少府”的职能是搜罗全国各地的物品供皇帝挥霍，所以“乐府”也就是搜罗各地有特色的歌舞供皇帝精神享受的机构了。　　乐府在汉武帝时（前140—前87）受到格外重视，也得到了很大发展，搜集了“赵、代、秦、楚”（相当于今天陕西、山西、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苏）广大地区的民歌，又请著名文人司马相如等数十人创作诗赋、歌词，由李延年作曲。李延年是富有音乐传统的中山地方的人，父母兄弟都是从事音乐工作的伎人。李延年因为善舞的妹妹受汉武帝宠幸而被封为“协律都尉”，这是个不见于常设职位的临时封赠，但李延年在这个职位上充分发挥了自己的音乐才智。所谓“协律”，指音乐的创作和演出，李延年善作曲，也善改编新曲，人们称他的音乐是“新声”、“新声曲”、“新变声”。　　新音乐品种的形成和　　声乐器乐的全面发展　　（公元960—公元1911）　　这一段历史包括宋（辽、金）、元、明、清，其特点是：不但以前占主导地位的歌舞音乐继续有所发展，而且产生了许多新的音乐品种，从而使声乐和器乐得到了全面发展，成为中国近代音乐的基础。　　如前所述，中国的音乐，在隋唐以前一直被深锁在高门大宅里，普通平民虽然是音乐的创造者，也是新的音乐品种的提供者，但却并不能最终享有它们。这种现象在隋唐时终于有所改变，那时侯，佛教寺院的庙会之类附带着成了平民的音乐活动园地，酒楼也时有诗歌的演唱。到宋代以后，进一步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由于工商业发展，都市繁荣，以市民为代表的平民有了自己的娱乐场所，当时称之为“瓦市”、“勾栏”，“瓦市”“勾栏”在都市之中，既经营贸易，也进行平民艺术的演出活动。如果说宋代以前的音乐几乎都是以宫廷演出为代表的话，那么，宋代以后的音乐就要以这些“瓦市”、“勾栏”，还有其后的“戏楼”、“茶馆”等的演出为代表；对于历史来说，宫廷音乐已无足轻重。所以，宋代前的中国音乐史几乎是宫廷音乐史，宋以后事实上已是市民（或平民）的音乐史。

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

在初民的原始狩猎与祭祀等活动中，产生了最早的中国民歌，也揭开了五音汇聚的音乐史页。经数千年的发展演进，中国音乐始终向世界敞着开放的胸怀，始终激发出自由和真切的呐喊，吞吐吸纳，借鉴融会，共构成七彩缤纷的中华乐章。 中国音乐的历史，古代文献一般追溯到黄帝。尽管关于黄帝的传说夹杂着后人的理想成分，并有不少神怪内容，不完全可信（例如说黄帝时代建立了“十二律”，就是把后来的创造归功于黄帝的说法，与现代科学考古发现不合。）要把黄帝作为中国音乐的源头，也嫌太晚了：现代考古发现已把中国音乐的历史，从黄帝时代大大向前推进枣其历史远比黄帝时代古老！ 1986年—987年，在河南省舞阳县贾湖村新石器遗址发掘出了随葬的至少16支骨笛，据碳14测定，这些骨笛距今已有8000—9000年之久！这些骨笛用鹤类尺骨制成，大多钻有7孔，在有的音孔旁还遗留着钻孔前刻划的等分标记，个别音孔旁边另钻一小孔，应是调整音高用的。这些情况起码说明，那时人们已对音高的准确有一定要求，对音高与管长的关系也已具备初步认识。经音乐工作者对其中最完整的一支所作测音可知，号称以五声音阶为主的中国，其实早在七、八千年之前，就已具备了有着稳定结构，超出五声的音阶形态了。(这一历史事实雄辩地说明，中国音乐后来以五声为主，并不象有人臆想的，是所谓“音阶发育不完善”，而是一种历史的、审美的选择结果。)这也证明当时的音乐已发展到了相当高的程度，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在这之前，中国音乐一定还存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这段时间以千年还是以万年计，现在难以猜测。 除骨笛外，新石器时期的乐器，还发现有骨哨、埙、陶钟、磬、鼓等。这些乐器分布于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时间跨度也很大，说明它们是中国原始时期的主要乐器。其中钟、磬、鼓在后世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至于埙和哨，还有与骨笛形制、原理相同（今天称为“筹”）的乐器，甚至直到今天仍存活于民间。 埙是一种很有特点的乐器，用土烧制而成，外形似蛋(或作各种变形)，其大小近似中人的拳头，中空，顶端开一吹孔，胸腹部开一个或数个指孔。埙是除骨笛之外，已发现的原始时代乐器中唯一能确定地发一个以上乐音的乐器，原始时期的埙只有1-3个音孔，只能吹出2-4个音，(这很可能与在不大的蛋形的埙上开孔，比在管状的笛上开孔要难以计算有关。)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音阶发展的进程，尤其能揭示出在中国音阶的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音程关系；当今有学者指出，那就是从只能发两个音的一音孔埙起便一再被强调的小三度音程。这一观点对于认识中国音阶的发展，音阶音之间的律学关系，乃至中国的七声音阶仍以五声为骨干现象的内在机理，无疑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原始时期的音乐和舞蹈密不可分，这大概是世界各民族历史上共有的现象，中国也不例外。最迟在公元前11世纪，中国已称这种音乐舞蹈结合的艺术形式为“乐”，甚至在音乐舞蹈各自成为独立的艺术形式之后，“乐”仍既可以指舞蹈，也可以指音乐，一直保存着它的模糊词义。今天“乐”已专指音乐，所以学者通称原始时期的“乐”为“乐舞”。现存的有些原始岩画非常生动地描绘了原始乐舞的场面，那是一种群体的歌舞活动。据后来文献保留下的片断“记忆”可知，原始乐舞的举行跟祈求丰年等祭祀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因此其中必然包含有生产活动的再现成份。 原始时期，乐舞并不成其为社会分工对象，原始社会不存在专职的乐工，乐舞一般是部落社会的全社会活动。因此，原始时期的乐舞，并没有以专门的艺术形式的面貌和身份，从社会上独立出来。 严格地说，到大约公元前21世纪夏代建立以后，乐舞才真正作为一种社会分工，从社会中取得独立。传说夏代初期的国君启和最后的国君桀，都曾用大规模乐舞供自己享乐，说明终夏一代，社会已造就出一大批专职的乐舞人员，这正是乐舞作为艺术而独立于社会的标志。 由于原始乐舞即和原始巫术、祭祀等活动结合无间的缘故，人们对乐舞乃至一些乐器所抱有的神秘思想可能产生得很早。国家产生以后，统治者便会利用和加强音乐神秘观，以便操纵、控制乐舞，用来加强其统治。保存下来的一些音乐神话故事便是这样的社会背景的产物。传说分为章节的大型乐舞《九辩》、《九歌》都是夏代国君启从天上得来的。我们从出土的战国初年（公元前5世纪）的乐器上，还能看到启的图象，似乎他那时已具有司音乐之神的地位了。又传说黄帝得到一种长得象牛，名字叫夔的动物，便用它的皮蒙鼓，用雷兽的骨头作鼓槌，敲打起来，“声闻五百里”，黄帝用这面鼓扬威天下。夔和雷兽都是想象中的神奇动物。那时的鼓，实际上和后世一样，多蒙牛皮，但也不乏用 （今称扬子鳄）皮的，因此 也成了神话材料。后来，夔转化成为主管音乐的“人”（神）。蒙鼓的夔成为主管音乐的神，应该看作是支配节奏的鼓这件乐器在乐舞中具有主宰作用的曲折反映。 贾湖骨笛的出土地点，靠近传说中夏代的夏台，这告诉我们，夏代的活动区域，正是中国音乐高水平发展的地区。传说中夏代乐舞明显超越前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我们剥去上述《九辩》、《九歌》是启从天上得来的神话成份，那么，就只剩下现实中的《九辩》、《九歌》确实无比瑰丽优美这一点了。唯其如此，才足以引发人们产生“此曲只应天上有”的遐想，并由此而进一步创造出神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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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名城——奥地利首都维也纳（Vienna）位于奥地利东北部阿尔卑斯山北麓维也纳盆地之中，三面环山，多瑙河穿城而过，四周环绕着著名的维也纳森林。面积414.5平方公里。人口156.3万人（2000年）），占全国人口五分之一以上。是奥地利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下奥地利州首府。西欧至巴尔干半岛的铁路枢纽，多瑙河港。公元前是凯尔特人居民点。公元1世纪，罗马人曾在此建立城堡。公元881年以“维尼亚”首见记载，十二世纪成为手工业和商业中心，十三世纪末至 1918年是哈布斯堡王朝的首都，以后是奥地利首都。1137年为奥地利公国首邑。13世纪末，随着哈布斯堡皇族兴起，发展迅速，宏伟的哥特式建筑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15世纪以后，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首都和欧洲的经济中心。18世纪，玛丽亚·铁列西娅母子当政期间热衷于改革，打击教会势力，推动社会进步，同时带来艺术的繁荣，使维也纳逐渐成为欧洲古典音乐的中心，获得了“音乐城”的美名。1945年起曾由苏、美、英、法分区管理，1955年对奥和约签订后四国军队撤退。维也纳有“多瑙河的女神”之称。环境优美，景色诱人。冬温和夏凉爽。东阿尔卑斯山支脉维也纳林山伸展于西郊，绿林成片。山之西是华丽住宅区，花园及葡萄园围绕。多瑙河流贯市内，水碧山秀，风景如画。登上城西的阿尔卑斯山麓，波浪起伏的“维也纳森林”尽收眼底；城东面对多瑙河盆地，可远眺喀尔巴阡山闪耀的绿色峰尖。北面宽阔的草地宛如一块特大绿色绒毡，碧波粼粼的多瑙河蜿蜒穿流其间。房屋顺山势而建，重楼连宇，层次分明。登高远望，各种风格的教堂建筑给这青山碧水的城市蒙上一层古老庄重的色彩。市内街道呈辐射环状，宽50米，两旁林荫蔽日的环形大道以内为内城。内城卵石街道，纵横交错，很少高层房屋，多为巴罗克式、哥特式和罗马式建筑。中世纪的圣斯特凡大教堂和双塔教堂的尖顶耸入云端，其南塔高138米，可俯瞰全市。香布伦宫为哈布斯堡王朝的夏宫，有希腊式建筑、雕像及喷泉。多瑙河及多瑙运河间的岛上有大公园。1869年建成的国立歌剧院，被称为世界歌剧中心。1857年建的57米宽、4公里长的环形大道两旁为博物馆、市政厅、国会、大学和国家歌剧院等重要建筑，成为欧洲最优美的城市通道之一。环形大道与另一相平行的环行路之间为中间层，这一带为商业区、住宅区、也有宫殿、教堂等夹建其间。第二环形路外为外层，市西有幽雅的公园，美丽的别墅以及其它宫殿建筑。在这众多的宫殿中，以位于城西南部的舍恩布龙宫引入注目，这是奥地利历史上繁荣时期的一个遗迹。城区东南部的“美景宫”为18世纪初卡尔皇帝为抵抗土耳其入侵立下战功的欧根亲王所造。旅游业发达。东北郊和南郊是工业区，有冶金、机械、汽车、铁路车辆、化工等部门，服装及印刷产量占全国一半以上。维也纳的名字始终是和音乐连在一起的。许多音乐大师，如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约翰·斯特劳斯父子、格留克和勃拉姆斯都曾在此度过多年音乐生涯。海顿的《皇帝四重奏》，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田园交响曲》、《月光奏鸣曲》、《英雄交响曲》，舒伯特的《天鹅之歌》、《冬之旅》，约翰·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维也纳森林的故事》等著名乐曲均诞生于此。许多公园和广场上矗立着他们的雕像，不少街道、礼堂、会议大厅都以这些音乐家的名字命名。音乐家的故居和墓地常年为人们参观和凭吊。如今，维也纳拥有世界上最豪华的国家歌剧院、闻名遐迩的音乐大厅和第一流水平的交响乐团。每年1月1日在维也纳音乐之友协会金色大厅举行新年音乐会。除纽约和日内瓦外，维也纳为第三个联合国城市。1979年建成的奥地利国际中心又称“联合国城”，气势雄伟，是许多联合国机构的集中地。它曾是长期称霸欧洲的哈布斯堡王朝的中央机构所在地；1814年奥地利首相兼外交大臣梅特涅在旷日持久的维也纳会议上施展阴谋诡诈的政治权术；1815年俄、美、奥3国皇帝缔结所谓“神圣同盟”，力图扑灭资产阶级革命；1848年在欧洲大革命的影响下，维也纳发生街垒战，梅特涅逃亡伦敦；1867年成为称雄欧洲大国奥匈帝国的首都；20世纪30年代初，希特勒一跃而为德国纳粹的头目，1938年3月率军长驱直入维也纳，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拉开序幕，战争期间，全城遭到53次轮番轰炸，不少古典建筑被毁；1955年5月苏、美、英、法4国与奥地利在“美景宫”会议厅签订了《重建独立和民主的奥地利国家条约》，从而结束了长达10年的4国占领状态；1955年10月16日，奥地利议会宣布宪法性法律“永久中立”，这一天被定为国庆日。奥地利号称“欧洲的心脏”，维也纳则是“心脏的心脏”。自古以来，维也纳就是连结东西欧的交通枢纽和来往于波罗的海和亚得里亚海之间的重要通道。维也纳-历史文化之都：维也纳永远充满多姿多彩吸引人的文化节目。无论是古典音乐或现代戏剧，电影，舞导演出或歌剧，音乐剧，艺术展览或音乐会及演唱会-无论您何时驾临，您都能有无限的发掘及深刻的印象。您也可以悠闲的坐在闻名世界，气氛浓厚的维也纳咖啡厅喝杯咖啡，或拜访一流的传统葡萄酒场 (Heurige)。在维也纳您更可品尝到欧洲各国，美味高级的烹饪技术。维也纳-音乐之都：几世纪以来音乐一直都离不开维也纳，与它紧紧相连。它是孕育出音乐天才莫札特，贝多芬，舒伯特和约翰史特劳斯的圣地。维也纳悠久的音乐遗产延续至今。闻名全世界的维也纳交响乐团和维也纳儿童合唱团在世界各地的巡回演出中永远得到爆满观众的热烈掌声。而维也纳音乐学院不断的孕育出在国际音乐界中脱颖而出的乐者。除此之外，维也纳丰富活跃的现代热门音乐舞台及场所吸 引了不少的年轻人。如果您喜欢音乐，维也纳绝对让您无法忘怀。历史人口20世纪初期，维也纳曾经是世界第六大都市；维也纳的人口在奥匈帝国时期（1867年—1918年）快速增长，当时的维也纳聚集了很多从这个帝国其他部份的移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许多捷克人返回他们的祖国，这导致这个城市的人口减少。在接下来的移民时期，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口拥有斯拉夫和匈牙利姓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