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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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的四大名医分别是谁

、石金模、王四位京城名医，以其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在20世纪30年代名扬全国。他们不仅因妙手回春而成为政治名流的座上宾，还因普渡众生的善心而成为贫困病人的救助者。萧龙友(1870.2.13-1960.10.20)，医学家。四川三台人。1997年考入清代丁酉科土公。曾任学术委员、中医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央文史馆馆员。1955年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石近谟(1881.3.28 ~ 1969.8.22)，原名于谦，浙江杭州萧山区人。他是中国现代中医临床家、教育家和改革家，是“北京四大名医”之一。孔伯华(1885-1955)，本名范迪。中医科学家。山东曲阜。他们与王、石金模并称为京城四大名医。从自己的传记中学习。早年担任北京外城关医院医官。王(公元1884-1949年)擅长治疗时令疾病和胃肠疾病，解释了许多湿热疾病，并启发他人学习。他的师傅冯阳增博士在1958年第8期《中医杂志》中介绍了他的几个医案实例，可见他的学术成就。资料延伸1935年，国民政府颁布《中医条例》，规定所有中医都要经过考试，并备案。医术高明、名闻遐迩的、石金墨、王作为主考，负责命题、阅卷，从此被誉为“京城四大名医”。“四大名医”不仅因其妙手回春而成为政治名流的座上宾，更因其普渡众生的善心而成为贫困患者的救命恩人。萧龙友不想成为一名好医生，但他想成为一名好医生。史晋谟治慢性病的十大名方，治热病和“膏药”的绝活，王给看不起病的病人送药，都体现了中医的大医精神。这本书以现实的方式和生动的语言描述了四大名医一生中最引人注目的篇章。1992年川中霍乱流行，陈运升医生用中草药治疗，控制了疫情的蔓延，重视辨证施治，提倡四诊合一，治愈了一些疑难病。1934年，他与孔伯华共同创办了北京国立医学院，培养了数百名中医人才，为1954年中医事业的发展发挥了作用。在th

北京四大名医的事件

在本世纪初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漫长时期中，作为国宝的中医受到大规模传入的西医的冲击，受到统治当局的歧视和破坏，走过了一条极其艰难曲折的道路。中医界的仁人志士为拯救中医不懈奋斗。早在1912年，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王大燮等人就提出了放弃中医的主张。后来由于全国中医界的反对，不得不克制。国民党统治时期，弃中医论再次闹得沸沸扬扬。1929年2月，国民党中央卫生委员会提出废中医案，内容包括停止中医注册、禁止中医办学、禁止中医宣传等。这一建议引起了全国中医界的公愤，孔伯华等医生挺身而出，参加并组织了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斗争。“废中医案”提案提出后，上海各中医学术团体率先通电全国表示反对。在北京，史晋谟、孔伯华等医生四处奔走，号召各界人士支持中医斗争，并组织了华北中医请愿团。不久，来自世界各地的中医齐聚上海，包括华北中医代表，浙江中医代表邱清源和曹，云南中医代表吴。孔伯华老师被选为临时会议的主席。1929年3月17日，中医界代表在上海举行抗议集会，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三一七”事件。会上选出五名代表组成联合请愿小组，由孔伯华领导，前往南京请愿。请愿团体的成员包括上海著名医生和谢。全国中医界斗争的结果是，最终当局被迫收回了自己的生命，使中医免于灭绝。这场斗争的胜利在中医的脑海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医们把3月17日作为一个盛大的节日来庆祝。“3.17”后，在各界压力下，国民党政府批准成立中央州义光，石金墨担任义光副馆长。但国民党政府还是千方百计制造困难，使国家一光。

乎是形同虚设。施今墨先生不久即辞去国医馆副馆长职务。得不到政府的支持，中医界只能自强自立，自谋生路。当时，中医界的许多有识之士几乎不约而同地认识到发展教育是振兴中医的必由之路。北京的四大名医都先后兴办了中医院校。他们在办学中历尽艰辛，耗尽心血。施今墨创办的华北国医学院(参见笔者所写的“施今墨与华北国医学院”一文，《文史精华》1999年第3期)是一所颇有影响的中医学府，为培养中医人才作出过重要贡献。孔伯华与萧龙友合作，于1930年共同创办了北京国医学院。在学院困难时期，二位先生竭尽全力倾囊维持。孔先生和萧先生还在学院开设门诊，以诊费补贴办学经费。该学院开办10余年间，毕业学员数百人，对当时处于逆境中的中医事业起了挽救和促进作用。汪逢春先生也曾创办医学讲习会、中药讲习所，培养了众多中医英才。笔者的父亲吴兆祥自施今墨先生所办的华北国医学院毕业后不久，就参加了汪先生的医学讲习会，成为讲习会的第一班学员。同为第一班学员的有赵绍琴、谢子衡、李鼎铭、于傅岩、秦厚生、岳中谦、冯仰曾等人。其中，李鼎铭、岳中谦等也是自华北国医学院毕业后，参加的医学讲习会。拜多位名家为师，博采众家之长，是当时中医界的风尚。汪逢春先生的弟子中，有不少人后来成了中医界栋梁之才。其中，赵绍琴为当代名医，著有《温病纵横》、《温病浅谈》《赵绍琴临床400法》、《文魁脉学》等书。李鼎铭、秦厚生等亦为知名医家。汪先生不仅向学生传授他精深的医术，而且与学生们建立了深厚的师生之谊。每逢假日，汪先生常携弟子一同登上北海琼岛。在琼岛上的揽翠轩中，汪先生一边与弟子们杯酒小酌，欢言畅语，一边为他们阐释医理的真谛。有时，先生还与弟子共乘一舟，荡漾于太液池的碧波之上。师生同游的快乐，春风时雨般的教诲，给学生们留下的是永不磨灭的印象。我父亲吴兆祥在耄耋之年，仍时时回忆起自己的老师汪逢春先生。 汪逢春先生的道德情操，对学生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认为，行医者应该树立求实精神，不可追求虚饰。他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泊庐”，以此来表达淡泊明志、不求闻达利禄的情操。汪逢春先生辞世已经50年了。经过半个世纪的历史沧桑，汪先生为中医事业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和他的道德风范，依然熠熠生辉，令后人追怀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