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军七大，红军各个军团实力排列（红四方面军创始人是谁）

1929年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朱德和毛泽东有着不同的经历，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分歧。为了解决朱毛之争，1929年6月22日，在陈毅主持下，红四方面军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龙岩召开。陈毅从第三者的角度客观评判朱毛之争，国会最终以《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通过。

朱与毛的论争是红四方面军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大事件。朱与毛的论争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为了解决朱毛之争，陈毅起草了《红四方面军党的七项决议》，从第三方的角度评判朱毛之争，并被代表大会通过。

陈毅当时是红四方面军前委代理书记。他在红四方面军威望很高，为人直爽豁达，深受大家信任。他是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曾长期与朱、毛共事，对朱、毛之争有深刻了解。1929年6月22日，在陈毅主持下，红四方面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召开。陈毅号召“人人力争辩”，希望统一思想认识，解决红四方面军内部纷争。会议最后通过了陈毅起草的《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决议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党内问题”；第二部分是“部队的划分”，里面只写了一句“待新前委讨论”。红军党的第七大目标是解决党内纷争这个最重要的问题。

来源：红色广角(2014年10月)

长征途中的七大战役是什么？

1.湘江之战2。突破乌江3。穿越赤水河4。穿越大渡河5。飞天泸定桥6。宝佐之战7。腊子口激战。湘江战役是指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经过五昼夜的艰苦战斗，从广西泉州、兴安两地强渡湘江，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的战役。突破乌江，是指1934年底，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在张上校和秦政委的率领下，经、瓮安等地，来到贵州乌江南岸的黄家村，突破乌江。四渡赤水红军是指采取高度的运动战方针，驰骋于川黔滇边界的广大地区，积极寻找歼击机，有效地动员和歼灭敌人。强渡大渡河是指1935年5月24日至25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在中国西康省勉县安顺场地区的大渡河上进行的一次强渡事件。体现了我军的勇猛善战。飞夺泸定桥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中的一次战役。它发生在1935年5月25日。中央红军在四川安顺野战军成功渡过大渡河，沿大渡河左岸北上。主力从安顺场沿大渡河右岸北上。红4团二连长廖大柱等22名突击队员，沿着枪林弹雨和火墙密集的铁索，抢过桥头，与左岸部队一起，占领了泸定城。包头战役是指红30军、红4军于1935年8月29日发动包头战役，歼敌4000余人，俘敌800余人，打通北上通道，使红军北上出川，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计划。腊子口激战，是指1935年9月13日，党中央率领陕甘支队(由红1军、中央军委第1、3军纵队改编)从俄罗斯出发，沿白龙江东岸，爬高山穿密林，消灭了部分阻击敌，于17日到达岷山脚下的腊子口。

陈毅为何要坚决打倒“陈毅主义”？

“大雪压松，松挺直。知松而贵人，且待下雪。”皑皑白雪和挺拔的松树，既是陈毅元帅作品中直白的心灵表达，也是陈毅元帅革命生活，尤其是个人性格的最好写照。每年的1月6日是陈毅元帅逝世的纪念日。不知道今天中国还有多少人记得这一天。1972年1月10日中午，毛泽东刚睡醒，对走进房间的工作人员说了一句“我要参加陈毅的追悼会”，艰难地走到门口。由于陈毅的追悼会即将开始，毛泽东不仅没有时间理发和刮胡子，也没有时间换衣服。他只是在打了补丁的睡衣外面套了一件灰色的粗花呢外套，冒着严寒匆匆赶去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到达追悼会后，毛泽东向陈毅元帅的妻子张茜道歉说：“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他是个好人，是个好同志。”追悼会开始时，尽管毛泽东已经79岁高龄，身患重病，只能依靠他人的帮助，但他仍然庄严而艰难地向覆盖着党旗的陈毅元帅骨灰盒鞠了三躬。这样的举动对于完全实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两个突破”的毛泽东来说是罕见的。在民国将领中，陈毅元帅也是第一个胆大心细，胸襟开阔，敢作敢为的人。虽然是元帅，但陈毅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还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和诗人。从此，陈毅元帅和毛泽东成了生死战友。陈毅元帅的一生与毛泽东有着太多的相似甚至是相似之处。他们不仅具有无私奉献、无私无畏、开诚布公、承认错误、改正错误的个人品质，而且具有高度的历史觉悟。正是以这种高度的历史觉悟，毛泽东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也正是凭着这种高度的历史自觉，陈毅元帅第一个站出来，用陈毅本人打败“陈毅主义”，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气度。不像马列主义、毛主义那样不仅举世闻名而且永垂不朽，“陈毅主义”这个名字不仅是昙花一现，而且“陈毅主义”早已被陈毅本人和他的同志们打败了。但“陈毅主义”所产生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基础，不仅当时和现在存在于中国，而且今后还将长期存在。第一，“陈毅主义”的语境。南昌起义主力失败后，陈毅、朱德率领的军队仅剩一千人。

多人的余部，辗转千余里，历时半年多，后来又举行了“湘南暴动”并汇集了“湘南暴动”的一部分农民军奔向了井冈山，与毛泽东所领导的秋收起义的部队实现了会师。然而两支虽然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起义队伍，尽管最终汇合在了一起并组成了红四军，但是两支部队的作风不仅有着很大的不同，而且两支部队的主要领导人朱德与毛泽东在关于部队的如何建设和发展上，尤其是在关于中国革命的如何发展上，却是有着重大的分歧并经常因此而产生激烈的争论。在朱德和毛泽东之间最初的争论中，坦荡直率且又无私无畏的陈毅，由于认识能力上的问题，却很难做出正确的判断。尽管已经成为了红四军中第三位的领导人，但此时的陈毅却毕竟刚刚只有二十八岁。因而在朱毛之间不断地争论中，从理性上讲，在红四军的“七大”召开之前，陈毅就已经隐约感到了毛泽东是正确的。可是由于担心红四军因为朱德与毛泽东的争论而分裂并且又主要是从感情上出发，所以在红四军的“七大”召开的时候，陈毅还是选择站在了朱德的立场之上。 朱德和毛泽东之间的争论，在坚持井冈山斗争的时期就开始了。一九二八年六月三十日，红四军的党的上级领导机关湖南省委派特派员杜修经到井冈山，向朱德、陈毅和毛泽东传达了湖南省委指示红四军向湖南出击的命令。接到湖南省委的这封错误命令之后，朱德表示要坚决执行，而毛泽东却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在双方都不能说服对方的情况下，于是刚刚汇合在一起只有两个多月的两支队伍又只好分开。朱德和陈毅率领由他俩带上井冈山的部队所组成的红四军第二十八和第二十九两个团向湖南出击，而毛泽东则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继续坚持井冈山地区的斗争。朱毛红军会师后，特别是朱毛二人汇合后第一次分开的结果，就是毛泽东用“黄洋界上炮声隆”粉碎了国民党匪军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的第四次“进剿”，从而保住了中国革命的这第一块根据地。可朱德和陈毅率军向湖南的进军却遭遇了“八月失败”。不仅第二十八团的团长王尔琢牺牲在了“八月失败”中，而且还更是彻底地葬送了第二十九团。通过这次严重的失败，陈毅开始逐渐认识到了毛泽东的主张的正确。而朱老总对这次失败，用陈毅在红四军“七大”上批评朱老总的话说就是“一九二八年七月开赴湘南遭到很大的损失，他根本就不作检讨，现在又跟刘安恭共同反对毛泽东，是很危险的”。由于“根本就不做检讨”，因而也就无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所以朱德与毛泽东的争论，也就必然还要持续下去。然而朱德和毛泽东之间的不断争论，却使充满了理想主义激情并开始认识到了毛泽东的正确但此时却还没有能够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做到“两个彻底决裂”的陈毅，从中感到非常地为难。 一九二九年的一月十四日，为了扩大红军并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在经过稠密的谋划之后，红四军和红五军的前委联席会议决定，由时任红四军副军长的彭德怀率领已经改编为红四军第三十团的原红五军和红四军第三十二团的袁文才、王佐所，留守井冈山。而由朱德、陈毅和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主力三千六百余人下井冈山向赣南和闽西进军。到一九三0年三月的十三日、十四两日，在经过长途跋涉，尤其是在经过平顶坳、崇仙圩、圳下和瑞金的四次失利以及大柏地的初胜之后，红四军终于在福建省长汀县的长岭寨地区打了一场大胜仗。长岭寨之战，红四军仅抓获的俘虏，就有两千多人。此外还更是缴获了五百多支步枪和机枪与三门迫击炮以及一百多发炮弹和大量的子弹、布匹。随即，红四军又攻占了长汀县城，从而获得了自下井冈山以来第一个休整的机会。此后，红四军又经过接连三次攻克龙岩县城和解放永定县城等一系列战斗，不仅迅速扩大了队伍，而且还更是用所缴获的大量武器装备作补充，从而又强大了队伍。就是这一系列的胜利，使红四军不仅发展到了拥有四个纵队建制的八千多人，而且还更是占据了闽西和赣南的大片地区，从此开始了闽西和赣南两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在局面刚刚打开，革命的形势仅仅有所好转之后，就是由于像陈毅所说的“他根本就不做检讨”那样，由于朱德从未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所以也就根本没有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因而在红四军中，特别是在作为红四军最为直接的党的领导机关前委中，朱德与毛泽东之间关于红军如何发展，关于中国革命如何发展的争论，也又再次兴起了。 当初在坚持井冈山斗争的时候，朱德与毛泽东之间的争论，主要是集中在如何对待上级的领导这方面。而到了赣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初期，朱德与毛泽东的争论，则转移到了党的群众工作路线上来。虽然朱德坚决支持毛泽东关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这种思想，但是朱德却也非常不赞同毛泽东所提出的为了发展壮大红军和进行根据地的建设，主力红军也要去直接做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的做法。尤其是对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掌握红四军一切权利的做法更是非常不满，指责毛泽东是搞封建家长制，书记专政。然而此时尽管朱德和毛泽东争论也十分激烈，但终究还只是反映在思想认识这方面，可是当刘安恭到来之后，朱德和毛泽东之间的争论，则发展到了组织建设这的这个层面之上。一九二九年四月，留苏归国的刘安恭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携带着中共“六大”的文件和周恩来起草的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中央给润之、玉阶两同志转湘赣边区特委信》（“二月来信”）来到了正在闽西作战的红四军中。刘安恭不仅与朱德和陈毅都是四川的老乡，而且还更是朱德在德国时的旧识，北伐战争时期又先后一同在四川军阀杨森的部队和云南军阀朱培德的部队中做过统战工作。南昌起义失败后，刘安恭又和刘伯承、吴玉章等人一道，远赴苏联学习。刘安恭的到来，尤其是中央“二月来信”的错误指示内容在红四军中传开之后，从而使原本只是在朱德和毛泽东两人之间的不同思想认识上的争论，不仅扩散到了红四军全军，而且还更是发展到了对组织机构设置上的争论。红四军的党的直接上级领导，是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四军前委。然而前委的职责不仅负责领导红四军的工作，而且也同时负责领导地方的工作，因而红四军中原来在前委之下还专门设置了自己的党组织，名为红四军军委。但是在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的过程中，有些人认为只有不到四千人的红四军却拥有两层党的领导机构，于是建议取消军委。一九二九年二月，红四军前委在赣南大余的项山召开会议，讨论军委的取消和保留问题。在会议表决时，出席会议的四十一名代表以三十六票对五票的比例，决定取消红四军军委。就在朱德与毛泽东的争论日趋激烈的时候，刘安恭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来到了红四军中。刘安恭一到红四军中，马上就和朱德达成了观点上的一致。为此，朱德提议刘安恭参加红四军的领导工作，担任军委书记并接替陈毅的红四军政治部主任一职。由于刘安恭的中央特派员的特殊身份和朱德的亲自提议，于是红四军的军委得以了恢复并由刘安恭担任了书记。然而朱德和刘安恭的目的却不仅仅限于恢复军委和担任其书记一职，而是为了取得对红四军的全部指挥权。因而刘安恭在担任了军委书记一职之后，马上就以下级党组织领导的身份，作出了“前委只讨论红四军的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的其他事情”这样规范了上级党组织职权的决定。 以刘安恭为书记的红四军军委作出的这个决定，不仅使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陷于不生不死状态”，而且更是导致了争论的扩大化与激烈化。在这场争论中，红四军绝对主力的红一纵队司令员林彪不仅旗帜鲜明地坚决支持了毛泽东，而且还更是以写信给毛泽东的方式并用“现在四军里实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又在群众中是比较有地位的。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式结成一无形的结合派，专门吹牛皮攻击别的同志。这种现象是破坏党的团结一致的，是不利于革命的，但是许多党员还不能看出这种错误现象起而纠正，并且被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所蒙蔽”等这样内容以及“政客手段”、“卑污行为”和“阴谋”等语言对朱德的党性和人品进行质疑和攻击的方式，来表示对毛泽东的支持。然而尽管有林彪等人的坚定支持，但是由于头上罩着到苏联的伏龙芝军事学院等学习过的光环刘安恭等更能吸引更多的人，所以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还真的是由于得不到大多数同志的支持而陷入了不生不死的状态。为了不致使红四军中出现两个领导核心，于是在六月八日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辞去他所担任的前委书记一职。毛泽东辞去前委书记的提议，获得了大多数人的同意。因此前委扩大会议不仅推举了陈毅为代理前委书记，而且还更是决定召开红四军中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并由陈毅负责筹备大会的召开。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二日，红四军在龙岩城里召开了第七次党代表大会，由于军情紧急，“七大”只召开了一天便在未能解决任何实质性问题的情况下就结束了。在“七大”召开之前，由于陈毅认为毛泽东作为前委书记应该为朱德与毛泽东之间的争论负主要责任，于是便在他所起草的《红军第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决议案》中，首先对毛泽东作了一番严厉的批评。然后又按照“各打五十大板”的“原则”，采取了对毛泽东和朱德各自进行了党内处分做法，以图求得红四军内部的团结。然而陈毅所采取的折中的这种调和主义做法，不仅没有能够求得红四军的内部团结，反而还助长了错误思潮的蔓延。在“七大”上，陈毅被选为了前委书记，朱德、毛泽东、刘安恭、林彪、伍中豪、胡少海和傅柏翠等十三人为前委委员，尽管落选了前委书记并受到了党内处分，但毛泽东还是接受了“七大”的决议，可林彪等人却坚决表示不认同会议的选举结果。在“七大”召开了之后，为了不致使由于自己继续在红四军中工作而导致红四军发生分裂，于是毛泽东主动提出了去闽西特委指导地方的工作要求并获得了前委的批准。 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之后，朱德和刘安恭、陈毅等几个思想认识比较一致的人开始执掌红四军。为了充分表现一下自己，朱德和刘安恭、陈毅等决计向闽中出击。而此时第二纵队的纵队长胡少海和谭震林、邓毅刚等人由于受红四军前委应闽西特委帮助组建地方红军这一请求的委派，于七月初被派到了地方上工作，因此胡少海所遗的第二纵队纵队长一职，也改由刘安恭兼任。 在制定出了作战计划之后，由陈毅以探望毛泽东病情的机会，告知了毛泽东。毛泽东在得知了陈毅和朱德等制定的分兵出击闽中的作战计划后，当即表示坚决反对，并且与陈毅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但是毛泽东的反对，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七月底，由于陈毅奉命到上海参加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军事会议而也要离开红四军，于是红四军前委又决定由朱德代理前委书记。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九日，红四军前委由朱德主持在上杭召开了会议，决定兵分两路。朱德亲率红四军的第一、第二和第三这三个主力纵队和军部出击闽中，而由闽西当地战士所组成的第四纵队则留在闽西分散游击。八月三日，红四军第一，第二和第三等三个主力纵队在朱德的率领下从龙岩白沙镇出发，开始了向闽中的出击。然而就是在进军的途中，林彪所率领的第一纵队却借口汀江涨水无法涉渡为由，脱离了全军而返回了闽西。无奈之下，朱德和刘安恭等只得率领第二和第三两个纵队继续向闽中出击。在经过了一个多月的苦战中，虽然曾一度攻克了宁洋、漳平两座县城，但损失却远远地大于斩获，故而得不偿失。特别是大田县石牌之战的失利，促使红四军不得不于九月六日返回到闽西的龙岩。然而尽管在率军出击闽中的作战中遭受到了严重的挫折，但是朱德和刘安恭等却由于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而仍然还是高估自己的军事指挥能力，又于十月中旬制定了一个分兵进击广东省东江地区的作战计划，并立即率领大队红军进入了广东的东江地区。但是同出击闽中一样，朱德的这次分兵进击东江的行动不仅同样遭遇到了围绕着梅县进行几次作战的严重失败，而且就连于当年七月才就任第二纵队纵队长的刘安恭，也在十月二十日的战斗中牺牲了。红四军更是由进击东江前的六千多人，锐减到此时的四千人左右，朱德自己计算的结果是损失兵力三分之一。进击东江的失败，是红四军“八月失败”之后的又一次严重损失。由于在出击闽中和冒进东江中连吃败仗、实力大减、锐气受挫，于是导致红四军中议论又起，军心涣散，许多人甚至提出离开部队到地方工作的要求，尤其是一纵队的纵队长林彪，竟接连三次写信给前委以与党代表熊寿祺不合为由，提出辞职。一时间，红四军陷入到了严重的危机之中。 出击闽中失利而返回到闽西之后，时任前委代书记的朱德为了解决问题，统一思想认识。于九月下旬在上杭主持召开了红四军的第八次党的代表大会，想借此整顿部队，加强建设，以利于工作和战斗。 在“八大”召开的期间，由于红四军的广大指战员已经从实践中认识到毛泽东所坚持的政治原则的至关重要，红四军的工作也的的确确离不开毛泽东，确立政治上的领导中心也更是离不开毛泽东。因此在会议期间，有许多基层党支部提议请毛泽东回来重新主持前委工作。对于这些提议，朱德当即表示了同意和支持，于是大会决定由郭化若和彭祜起草一封请毛泽东回来复职和出席“八大”会议的信。在接到了“八大”会议的来信之后，毛泽东没有赶来参加会议，却回了一封致“八大”会议的信。在信中，毛泽东明确表示：红四军党内是非问题不解决，不打倒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不能随便回来。再者由于身体不好，就不前去参加“八大”了。毛泽东在致红四军“八大”会议的信中所提到的“陈毅主义”以及陈毅在朱德与毛泽东争论中所站的立场和所采取的做法，就是“陈毅主义”这一名称的由来和“陈毅主义”的来龙去脉。 二，陈毅第一个站出来坚决表示要打倒“陈毅主义”。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二日，由于事先已经得知红四军将进击广东的东江地区，于是陈毅携带着由他代中央起草的给红四军前委的“九月来信”，从上海经香港来到了广东。在梅县的松源，陈毅找到了红四军前委机关。 刚到前委机关之后，就有人向陈毅出示了毛泽东写给“八大”会议的那封要坚决打倒“陈毅主义”的信。然而此时的陈毅已经不是“七大”前的陈毅了，经过两个多月的回顾和深入思考，陈毅早就充分地认识到了自己的调和主义的错误和毛泽东的正确，因而襟怀坦白的陈毅在还不知道有“陈毅主义”这个名称的时候，就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调和主义的危害并决定要坚决纠正自己的错误。尤其是红四军这次进击东江的失利，更加证明了毛泽东的高瞻远瞩，也更加坚定了陈毅要坚决纠正自己错误的决心。所以陈毅在看到了毛泽东的这封要打倒“陈毅主义”的信后，不仅没有丝毫的吃惊和不满，反而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批评并在还没有见到毛泽东的情况下，首先就向出示毛泽东的这封信给他看的同志和红四军的其他领导同志态度十分诚恳地承认和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并表示要与大家、尤其是要与毛泽东一道来坚决打倒“陈毅主义”。 在到达前委机关驻地的当天夜里和其后接连几次召开的前委会上，在向同志们传达“九月来信”精神的同时，陈毅不仅都态度十分诚恳地承认和检讨了自己的错误，而且还更是向同志们提出了“我们都要把毛泽东请回来，我向他承认错误”的这样建议。特别是在到达前委机关驻地的当天，陈毅就马上派人把中央的“九月来信”和他所写的检讨自己错误的信，送给远在闽西的毛泽东。陈毅的坦荡胸怀，受到了大多数同志的敬佩，他的请回毛泽东的建议，更是得到了大多数同志的赞同和支持。尽管此时朱德的处境异常地尴尬，但也为陈毅高度自觉的党性和开阔的心胸所感染，于是也十分诚恳地表示：“过去的那些我收回，我们请他(毛泽东)回来”。在做出了这样的表示之后，朱德和陈毅又联名写信给毛泽东，正式表达了他们的悔意。尤其是陈毅，更是在信中这样表示到：“我俩之间的争论已得到正确的解决。七次大会我犯了错误，八次大会的插曲更是错误的。见信请即归队，我们派人来接”。 面对陈毅的这种诚恳地认识，毛泽东遂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到达长汀，与四天前才从东江地区返回到这里的陈毅、朱德和红四军汇合到一起。此时由于陈毅已经自己带头打倒了“陈毅主义”，所以毛泽东与陈毅。朱德三人不仅尽释前嫌，而且还更是马上就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讨论下一阶段的工作和红四军中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尤其是为了开好这次大会，毛泽东和朱德、陈毅等前委主要领导人殚精竭虑，做了稠密的准备工作。 三，陈毅与“古田会议”的召开。 由于陈毅自己带头打倒了“陈毅主义”，从而不仅为毛泽东重返红四军前委工作扫清了障碍，而且更为“古田会议”的召开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毛泽东重返红四军前委工作之后，立即和陈毅共同着手红四军中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的筹备工作。经过一番周密的筹备之后，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红四军中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省上杭县的古田村召开了。在党史和军史上，红四军中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被统称为是“古田会议”。 在“古田会议”上，陈毅主持了大会并首先作了三个重要报告，一是向代表们传达了中央的“九月来信”，二是做了关于反对枪毙逃兵的讲话，三是传达了中央关于反对陈独秀与托洛茨基取消派的决定。 “古田会议”选举产生了由毛泽东、朱德、陈毅、林彪、伍中豪、罗荣桓、谭震林、李任予、黄益善、田桂祥和宋裕和等十一位正式委员和杨岳斌、熊寿祺和李长寿等三位候补委员所组成的中共红四军新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十二月二十九日，古田会议在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之后，圆满结束。 “古田会议”的作用最为重要，历史影响最为深远的内容，并不是毛泽东重新当选为了前委书记，而是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由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党的组织问题，党内教育问题，红军宣传工作问题，士兵政治训练问题，废止肉刑问题，优待伤兵问题，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问题等八个部分所构成的《古田会议决议》。尤为重要的是，《古田会议决议》还更是首次明确地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决议》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除了打仗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之外，还更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决议》要求在部队中进行建军宗旨教育，划清红军和旧军队的界限，肃清一切旧式军队的影响。它批判了不重视根据地建设的流寇思想和不愿做群众工作的错误倾向,指明了红军建设的方向,使红军建设的理论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之上。肯定了党对红军的领导原则。《决议》指出，在红军中健全党的各级组织，建立党的领导中枢；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少数服从多数，一切重大工作，在党内讨论做出决议后，再引导群众去执行。此外，《决议》还更是坚决批判了极端民主化思想和非组织观点等错误倾向。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发展历史上，甚至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上，“古田会议”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都具有非常伟大的历史意义。“古田会议”总结了红四军自创立以来多次失败的教训，第一次以党的会议的形式高度认同了毛泽东在“三湾改编”中首创的“党指挥枪”这一原则，从而不仅解决了如何建设无产阶级的新型人民军队的根本问题，而且还更是确保了人民军队如何才能永远牢牢地掌握在党的手中。然而尽管这些原则都是毛泽东制定的，可是这些原则却都是通过“古田会议”来贯彻的。所以，如果不是陈毅第一个站出来并带头打倒了“陈毅主义”，那么很可能将不会有“古田会议”的顺利召开。因此陈毅带头打倒了“陈毅主义”的做法，对人民军队的建设、甚至是对党的建设，都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并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尽管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虽然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新型的无产阶级人民军队，但是党内和军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却始终难以彻底根除。其中的原因，虽然受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这方面影响的原因是主要的，但其中也有党内的许多同志由于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强烈而不肯真正改正自己的错误这方面的因素。尽管《古田会议决议》确立了如何克服党内和军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原则，然而若想真正克服党内和军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还必须要像陈毅自己打倒了“陈毅主义”那样，药严于解剖自己，要敢于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陈毅坚决打倒了“陈毅主义”的做法，为如何彻底铲除党内和军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尤其是为如何克服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做出了最好的表率。这种最为实际的以身作则，既体现出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也反映出了陈毅元帅个人的豪放性格。也只有“心底无私天地宽”的陈毅元帅，才能真正做到这样。陈毅用自己带头打倒了“陈毅主义”做法，在党和人民军队建设的历程上，树起了一座巍峨的丰碑。而光明磊落、胸怀坦荡、心底无私、性格豪放的陈毅，也正是通过自己带头打到了“陈毅主义”的这种做法，不仅纯洁了自己的思想，而且也更是提高了自己的认识，更加认识到了毛泽东的英明伟大。因而在后来才能对项英直截了当地说出，“你不相信润之，只能说明你没水平”这样发自肺腑的话。四，“陈毅主义”的危害。红军在创立之初，由于绝大多数的指战员主要是来自于旧军队和农村中普通的农民。因此军阀作风、自由散漫和流寇主义等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难免不被带入到这支军队中来。然而中国革命若想取得胜利，那就必须要建立一支能够始终在党的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要建立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那么就必须要彻底清除所有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而要彻底清除所有的非无产阶级思想，那就只能靠随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这种思想斗争的方式。但是敷衍调和、模棱两可无原则的“陈毅主义”，却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这种思想斗争的极大阻力。在朱德与毛泽东之间就红军如何建设，如何发展的争论中，陈毅所采取的这种“调和主义”的做法，表面上看是“和稀泥”与“两面光”，然而在实际上却是否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助长了错误的思想。因此“陈毅主义”对处在成立之初的红四军来说，其危害绝不亚于朱德的那种单纯的军事观点。由于每个人的一生都是在各种复杂矛盾的交织中渡过的，因此就更何况当年艰苦异常，残酷异常，复杂异常的中国革命了。“陈毅主义”的最大危害，就是它只是为了暂时地掩盖矛盾而并不是为了彻底地解决矛盾。与“雪地里埋不住死孩子”一样，暂时掩盖矛盾的结果，就是最终必将造成矛盾的总爆发。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知道性格豪爽、表里如一、直来直去、快人快语的陈毅元帅也曾经搞过“和稀泥”的调和主义的人，可能还真的不多。但是不知道周恩来经常搞调和主义并擅长“和稀泥”的，那可真的却是很少。而当初周恩来就是用“和稀泥”的办法，才曾经暂时掩盖住了党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之间则两条路线的矛盾。然而“和稀泥”的办法虽然能够暂时掩盖住党内的两条路线之间的矛盾，但却掩盖不住中国革命与蒋介石的反革命之间的矛盾。因此

我国的选举制度是什么

我国的选举制度的特点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公民一项重要的政治权利，参加选举是公民行使管理国家权利的重要途径。根据国情，我国采用人民代表大会制作为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为了使选民广泛参加各级人民代表的选举，我国制定了适合国情的选举制度。这一选举制度具有以下鲜明的特点：第一，平等性。宪法和选举法都规定，除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以外，凡年满18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选举法还规定，每一选民在一次选举中只有一个投票权。这些规定，既保证了每一位公民都能在平等的基础上参加选举，又使得任何人都不能在选举上享有特权。同时，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中的代表名额，按各民族、各地区、各方面都有适当数量的原则进行分配，体现了我国各民族和各地区之间的平等。 第二，广泛性。目前，我国有99．97％的18岁以上公民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从参加选举的情况来看，全国的参选率一直都在90％以上；从当选的各级人民代表来看，全国各个民族、各行各业、各个阶层都有自己的代表当选。这种广泛性，保证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威性。第三，真实性。我国的选举不受金钱操纵，选民自由讨论、协商，推举出他们信任的候选人，然后进行无记名投票，实行差额选举。参选者是否当选，主要看其对国家和社会实际贡献的大小，看其为人民服务的态度和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如何。对于选举中出现的贿选和侵犯公民选举权等违法现象，将依照刑法和选举法等有关法律进行处罚。在被选举者当选之后，如果有违法乱纪或严重失职的行为，选民或选举单位都有权罢免自己选出的代表。第四，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相结合。选举法规定，全国人大的代表，由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乡、民族乡、镇的人大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这种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相结合的方法，不仅考虑到了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和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还比较低的具体条件，也保证了公民对自己的选举权利的充分行使。实践证明，我国实行的选举制度有利于发扬民主，使人民真正选出自己了解、信得过的人民代表，保障了各族人民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利。《人民日报》 2005年8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