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四全，中国拳皇（中国四大湖泊排名）

四个全面是哪四个？

“四个全面”就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的提出，是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治党规律认识的新提高，开辟了党治国理政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推进“四个全面”，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1.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目标：“到2020年，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为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奠定坚实基础。2.全面深化改革是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的目标：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着力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国防和军队改革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3.全面依法治国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的目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4.全面从严治党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指出：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建党紧密结合，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从严管理干部，持续深入改进作风，严明党的纪律，充分发挥人民监督作用， 深刻把握从严治党规律，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四个全面是指哪四个全

1.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2.全面深化改革；3.全面推进依法治国；4.全面从严治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小康社会”的提法，可以追溯到1979年12月6日，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提出“中国的现代化要达到小康状态”1997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建设小康社会”的提法出现在时任总书记江泽民的报告中。到了2002年，党的十六大，这一提法改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2012年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首次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提法。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从现在起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小康”是指发展水平，“全面”是指发展的均衡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覆盖区域要全面，覆盖人群要全面，覆盖区域要全面。全面深化改革在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对内改革开放”，即改革开放。在201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时任总书记胡锦涛报告了“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在2013年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被简称为“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推进依法治国。1978年，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治建设十六字方针。他指出“民主必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会因为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被视为法治的开端。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从此被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1999年，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依法治国”写入宪法。2012年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出现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提法。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目标和任务。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会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主要任务：1。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施；2.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3.确保公正，提高司法公信力；4.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加强法治队伍建设；5.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1956年，邓小平指出，“为了对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应当从国体和政党制度方面作出适当的规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成为加强党的建设的基本方针和具体实践

2.从当代中国实际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体现了时代和实践发展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3.从事业长远发展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确立了续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战略。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四中全会是什么时间召开的

中 国 共 产 党 第 十 八 届 中 央 委 员 会 第 四 次 全 体 会 议 （ 简 称 十 八 届 四 中 全 会 ） 于 2 0 1 4 年 1 0 月 2 0 日 至 2 3 日 在 北 京 召 开 。 本 次 四 中 全 会 首 次 专 题 讨 论 依 法 治 国 问 题 。 会 议 通 过 了 《 中 共 中 央 关 于 全 面 推 进 依 法 治 国 若 干 重 大 问 题 的 决 定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的第六届四中全会

1930年10月，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来信，提出立三的路线就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从莫斯科回国不久，受到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器重的王明、博古等，通过不正常的途径比中共中央先获知这封信的内容，立刻打起“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猛烈攻击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王明还散发他的纲领性小册子《两条路线》(以后经过增订，改名《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他们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夸大中国现阶段革命中反资产阶级斗争、反富农斗争的意义，否认中间营垒的存在；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党在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急于夺取一个或几个包括有中心城市在内的主要省份的胜利；指责中国当时还没有建立起“真正的”红军和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宣称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实际上作中的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他们在党员中号召成立临时的中央领导机关，要求以“积极拥护和执行”他们路线的“斗争干部来改造和充实各级的领导机关”。他们的言论和活动造成党内严重的思想混乱。这时，一些受过李立三和三中全会批评的地方党组织和干部也纷纷起来要求改组党中央。控制全国总工会的罗章龙等乘机进行分裂党的活动。在这种混乱状况下，三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已难以正常工作。1931年1月7日，在来到中国的米夫直接干预下，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米夫将周恩来等人起草的六届四中全会决议弃之不用，自己起草了另一份决议，以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名义，拟定了改组后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补选的中央委员名单，以突然袭击的方式通知参加人员到会。在到会的37人中，有王明等15人不是中央委员，占出席会议人数的40.5%，这些人不但有发言权、表决权，还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四中全会以批判三中全会的所谓对于“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为宗旨，强调反对“党内目前主要危险”的“右倾”，决定“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瞿秋白、周恩来等在会上受到严厉指责。原来不是中央委员、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26岁的王明，由于米夫的支持，不仅被补选为中央委员，而且成为政治局委员。六届四中全会在党的历史上没有任何积极意义。从这时起，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内开始了长达四年的统治。四中全会后，国统区内党的工作出现了一片混乱。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批党的重要干部，由于叛徒告密而被捕牺牲。罗章龙等在反对四中全会的名义下擅自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进行组织第二党的分裂活动，因而被开除出党。4月下旬，协助分管党的保卫工作、掌握大量中共中央核心机密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向国民党建议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将中共中央机关和主要领导人一网打尽。这个极端机密的情报被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机要秘书钱壮飞获悉，他立刻派人连夜从南京赶到上海，报告中央特科负责人李克农转报党中央。在这个千钧—发的时刻，周恩来在陈云等协助下，果断地采取措施，保卫中共中央的安全，避免了—场后果严重的大破坏。6月下旬，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的向忠发又在上海因个人自由行动而被捕，很快叛变。在这种情况下，王明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周恩来也被迫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江西瑞金。由于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不到半数，在共产国际指示下，成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三人担任中央常委，博古负总责，继续推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