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代工业遭遇寒流，东莞代运营（东莞厚街有代还信用卡的吗）

制造业工厂究竟经历了什么变得如此萧条？

近年来，广东等一些工业大省出现小规模企业倒闭，与制造业短期数据相对较低有关。有一种舆论认为，中国制造业陷入了大规模的“倒闭潮”。理性来看，制造业“倒闭潮”其实是新常态下中国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节奏调整。一、制造业“倒闭潮”的三个表象(一)加工制造企业倒闭发生在小范围内。2015年春节前后，加工制造业相对发达的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出现了一波老板跑路、企业倒闭潮，其中以东莞、苏州、温州最为突出。2014年12月，苏州诺基亚手机零部件供应商宏辉科技宣布停产；知名手机零部件代工厂苏州连谏科技宣布倒闭，其在东莞的兄弟公司万事达和联盛也相继倒闭。2015年1月，东莞手机零部件厂商奥西里斯绝望电子的老板，带着1.35亿元的债务跑路。在以制造眼镜、鞋子、打火机等小商品闻名的温州，2009年以来每年都有数十家大大小小的加工制造企业倒闭，正在经历制造业空心化。一些企业由于订单不稳定，用工量持续减少，临时工、暑期工增多，工厂转租的情况越来越多。最近，外国资本从中国大陆撤出的步伐加快了。在这场“破产潮”中，外资的撤离起到了强大的催化作用。1月10日，微软计划在春节前关闭诺基亚东莞工厂。部分设备将转移到越南河内，北京的工厂将同步停工。春节前夕，西铁城在中国的生产基地西铁城精密(广州)有限公司宣布清算解散。此外，日本制造商松下、夏普、TDK等。也计划将生产基地转移到日本。松下将把立式洗衣机和微波炉的生产从中国转移到中国，而夏普计划在中国生产更多的液晶电视和冰箱。TDK还将一些电子元件的生产从中国转移到日本的秋田等地。其他世界知名企业，如耐克、优衣库、三星、川井电机和富士康，也在东南亚和印度设立了新工厂。(3)资本、人才等要素资源“脱离现实，进入虚拟现实”。显然，近年来制造业利润率不断下降，没有吸引足够的资本和人才，导致大量要素资源脱离实体经济。比如，近几年温州的服装、鞋、眼镜、打火机等传统制造业利润率只有1%-3%。一些企业存在“赚快钱”的浮躁心态，银行、企业和大部分民间资金的资金流向钱生钱的投机游戏，如炒房、炒煤、炒矿等。以及资本人才等自由实体经济领域，行业面临“空心化”风险。第二，“倒闭潮”折射出制造业的深层次问题。(1)产业链低端环节严重过剩，传统扩张发展方式难以为继。不可否认，优胜劣汰是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以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为特征的低端制造业占据了中国制造业的很大一部分。例如，温州在鼎盛时期生产了全国30%的服装、鞋子和世界90%的打火机。目前，我国制造业整体处于全球产业链低端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大量资源和能源消耗在低端制造领域。为国外品牌代工是东莞、温州等地制造的主要方式。代工利润微薄。每生产一部苹果手机，总利润的90%以上被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瓜分，利润的

“小、散、多”加工企业生产规模和水平参差不齐。如果不能主动转型升级，他们将不得不面临限产或破产的结局。一些低端加工制造企业的关闭，会相应释放一些相对稀缺的要素资源，从而推动制造业的整体转型升级。(2)高端制造业回流发达国家，中低端产业向低收入国家禅宗分支转移，对中国构成双重挑战。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兴起，全球制造业格局正在发生重要变化。一方面是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加强制造业技术创新，努力提升国内制造业，在新技术平台上发展新兴产业，巩固技术和产业领先优势。受此影响，一些原本在mainland China生产的外资高端制造业回流发达国家。另一方面，一些东南亚国家，如越南、印度等，正在低端制造业发力。在中国传统比较优势正在减弱的背景下，他们利用成本优势积极承接产业和资本转移，与中国在能源资源和市场空间上展开激烈竞争，导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前后夹击”的双重挑战。(3)原有的比较优势逐渐减弱，新的竞争优势尚未形成。制造业正处于新旧优势交替时期。长期以来，相对低廉的生产成本和低廉的资源价格一直是中国制造业在全球制造业竞争中的强大比较优势。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和要素成本的整体上升，这种优势正在逐渐减弱。比如国内劳动力供给萎缩，2014年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比2011年高峰时下降了560万。劳动力的短缺直接导致人工成本的增加。目前中国制造业工资普遍达到3000-4000元，远高于东南亚等国家。此外，融资、水电、用地、物流等成本的增加也加重了企业负担，挤压了制造业的利润空间。重塑中国制造业竞争新优势的途径在于技术和产业创新。近年来，中国制造业在寻求创新驱动的新增长点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创新能力仍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比如，制造业关键共性制造技术薄弱，设计技术、制造技术、工艺流程、标准体系发展滞后；重点行业研发；d创新仍然受制于制造强国，我国大部分企业处于跟随和模仿阶段；研发基础薄弱，顶尖创新人才不足。中国每百万人科研人员数仅为日本的15.2%，韩国的17.0%，德国的20.2%，美国的23.0%。目前，我们正处于原有竞争优势逐渐减弱，新的竞争优势尚未建立的过渡时期。

代工业，如何转型？往哪方面转？需要多久？

不是所有企业都该转型　　“大家都在说应该加快制造业转型、谋求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但谈何容易。”作为贸易及外商投资领域的研究专家，桑百川教授曾联合商务部的专家，专门到东莞等珠三角地区做过调研。期间所见所闻令他感慨万千，许多代工企业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倒闭，有的老板干脆把工厂扔在那里就跑了，连清算都不去做，留下的是拖欠了大量银行贷款和工人工资的烂摊子。　　近几年来，中国的贸易顺差一直比较大，人民币升值速度较快，国家外贸政策上总的基调是减顺差、控外资甚至是压出口。在我国对外贸易格局中，代工企业在进出口中所占比重非常大，贸易顺差很大程度上和他们有直接关系。　　“所以在出口增长较快，贸易摩擦越来越多，人民币升值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学术界就提出来应该加快结构调整，要有选择地吸收外资，主动控制出口规模。”桑百川教授告诉《法人》记者。　　在此背景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人民币加速升值，贸易产业格局调整，针对代工企业的政策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这样，很多代工企业就难以承受，人民币升值、产业政策调整、国内原材料成本上涨，这些都把他们逼到了死胡同，导致代工企业大规模关门倒闭。这类情况在当前金融危机形势下变得更为严峻：订单少了，成本却在上涨，代工企业倒闭的速度更快了。　　桑百川教授认为，金融危机的蔓延确实使国际市场的需求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国内代工企业出现了分化的迹象：一种代工企业在经营情况更加险峻之后，为了生存和发展，开始谋求转型，包括控制运营成本、减少资金的占用，以及谋求管理、技术等方面的创新。比如我们熟知的比亚迪(70.55,0.55,0.79%)，走的就是这样一条成功转型的道路。　　而另一种代工企业，尤其是生产日常消费品的代工企业，其市场变化受金融危机影响反而比较小。他们的生存勉强还能够维持，但资金链问题比较严重，也没有能力去转型，只能耐心等待危机结束，重新振作。　　“很多人说金融危机是代工企业转型的催化剂，其实这种说法有些过于绝对了。在金融危机持续时，不仅代工产业受到影响，其他行业一样有压力，有些甚至比代工企业更大。”桑百川教授表示，从贸易数据来看，受金融危机影响最大的不是加工贸易型企业，而是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　　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人们往往需要节俭开支，所以高档消费品市场的价格弹性更明显，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往往属于高端产品，极易受经济状况的影响。代工企业则大多生产日常消费品，这些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弹性相对较小，所以有些企业还能勉强维持。　　“不能做”和“不愿做”　　在桑百川教授看来，中国代工产业向发展自主品牌和技术转型，面临的门槛还是比较高的，从企业自身来看，他把问题分为两大部分：一个是不能做，一个是不愿做。　　“代工企业转型是有很多困难的，自主研发、创立品牌都需要大量资金、人才及技术支持，有些企业其实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是‘不能做’。”桑百川教授表示。　　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主的代工行业，劳动力成本很低，但如果代工企业转型搞研发，仅劳动成本的增长就不会是个小数字。在当前，我国还有大量的农民工等待着在非农产业中就业，中国还有源源不断的初级劳动力供给，这些劳动力不经过工业化的锻造、不学习、不在工厂里提高自己、不掌握更新的技能，就不可能很快实现从农民到技术工人的转型。　　中国工业化的任务很艰巨，许多企业也知道该朝哪个方向走，但短期内却不可能完成。制造企业需要升级，但技术并不是想创新就能创新的，需要研发、需要人才。品牌也一样，作为一种无形资产，品牌必须在经营过程中慢慢积累和培养起来。　　“也有一些企业，具备一定的资本积累，有能力进行技术研发，但不一定愿意冒这个风险，这种情况属于‘不愿做’。”桑百川教授表示。　　众所周知，我国的体制不健全，无论是经济体制还是政治体制，都处在转轨的过程中，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具有不确定性。而代工企业的转型，无论是技术研发还是品牌塑造，都是需要长期投入的，只有企业的行为长期化，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而当制度不健全的时候，很难让企业下决心做这些投入，这就是矛盾。”桑百川教授告诉《法人》记者。　　此外，企业转型所需的技术研发和品牌塑造都需要大量的时间和成本投入，这必然存在一定的风险性，万一技术创新不成功怎么办？万一资金链出现问题怎么办？并非所有的企业家都具有冒险精神。　　代工仍有生存空间　　曾经给中国制造业带来无限繁荣的代工产业，在一定程度上也给中国企业带来了受制于人、缺少创新、难觅自主品牌等方面的诟病。那么中国式代工是否真的已经走到了尽头呢？桑百川教授的答案是否定的。　　在他看来，中国代工企业的成长，完全是中国工业化的一个缩影。自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开展加工贸易，一大批代工企业成长起来，增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繁荣了地方经济，增加了地方财政和中央财政的收入，也培养了一大批技术工人。可以说发展加工贸易是中国工业化的一个必经之路。　　“而且这条路还没有走完。”桑百川教授告诉《法人》记者，缺少自主品牌、没有技术优势，使代工企业难以在高端制造领域中获得市场份额。在未来，当然应该积极地推动有实力的企业创造自主品牌，加大自立研发，在高端制造市场上分一杯羹。但是也应该看到，中国的工业化远远没有完成，“代工”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目前还是无法逾越的一个阶段。　　如果彻底放弃代工，不仅对珠三角不现实，对全国来说也不现实。放弃代工之路，意味着会有大量工人失业，地方经济也会衰退。　　“代工这个行业我们看似简单，实际上很特殊。”桑百川教授表示，中国是世界上纺织、服装、鞋类第一生产大国，世界上很多著名品牌鞋类公司的产品都是在中国生产的。国内代工企业在初期做代工时，技术含量都很低，只是简单套模、组合而已，国外客户会从设计图纸、原材料、到成品销售，提供一条龙的支持。　　正是这些支持，使大量的本土代工企业获得成熟的技术及现代化的企业管理理念，从而逐步由优秀的代工企业转型为拥有自主品牌、具有一定研发实力的大型制造业集团，最终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民族企业。　　比如国内制鞋龙头企业奥康，即使到现在，奥康依然坚持自主品牌与代工生产并存这种“两条腿走路”的模式，并借此使自己始终与国际潮流保持一致。　　说到代工企业，也不能不提富士康，这个号称“代工之王”的老牌代工企业，无疑是代工业最成功的典范。直至现在，富士康的代工策略始终没有一丝动摇，并牢牢把持着苹果、诺基亚等高端客户。　　“后危机时代”的政策拷问　　“近一段时间以来，大量代工企业的倒闭，有外部市场环境的因素，有这些企业自身经营不善的问题，也有我们国内政策方面的不合理因素。”桑百川教授坦承，我们在过去几年中对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政策做所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这些企业的生产成本上升，而且上升得太快。　　比如两年前，相关部门紧缩了针对加工贸易行业的“准备金台账制度”，要求加工贸易企业将一定量的保证金存入指定银行，这些准备金的数额相对来说都比较巨大，这使得部分来料加工型代工企业流动资金严重短缺。　　桑百川教授表示，金融制度也是一个“老大难”。代工企业大都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有一个世界性的难题——融资难，而中国的金融制度决定了中小企业融资更难。由于我们的民间金融机构不发达，很多中小企业告贷无门，这使得一些中小企业很难顺利转型。　　“在金融危机过后的‘后危机时代’，我觉得政府首先应该继续清理那些阻碍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政策和法规。”桑百川教授对《法人》记者表示，除此之外，出台一些税收等方面的激励政策也很重要，我国现在已经有相关的政策，但是在完善配套和执行方面做得还不够，应该建立一个系统的，支持包括代工企业在内的制造型企业一个相对宽松的政策环境。　　桑百川教授认为，在当前背景下，我国的外资政策也需要适当调整。过去我国的许多经济政策基本是按照“所有制”来制定的，比如民营企业什么待遇、国有企业什么待遇、外资企业什么待遇等等。现在则应该向公平待遇的方向发展，调整重点应该从过去的“所有制优惠”为主转向“产业倾斜政策”为主，不管是外资还是内资，不管是内销还是代工，都应一视同仁。　　这样在公平的政策待遇下，形成平等的竞争环境，才有利于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改进技术、提高效率的方式来跨越这场危机。